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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村孩子的回家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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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阳村孩子的回家路
  创办25年照顾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;太阳村创办人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

  7月26日,午休后,太阳村的孩子集合准备上自习课。A08-A09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

太阳村的孩子在宿舍午休。

午饭时间,太阳村的孩子排队打饭。

  下午,太阳村的孩子上自习课,由志愿者来帮他们辅导功课。

  11岁,袁磊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——回家还是留在太阳村。他不去看在一旁哭着央求的妈妈,蹙着眉头望着窗外,“我愿意留在这儿。”袁磊3岁来到北京太阳村。那年,妈妈因长期受到家暴,将丈夫杀死,被判刑8年。像袁磊这样的“事实孤儿”,全国有50万。

  7月中旬,12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》,从2020年的1月1日起,“事实孤儿”将可获得政府统一发放的生活补贴、医疗救助及教育保障。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“事实孤儿”保障工作出台的专门意见。

  作为民间力量,开办了25年的太阳村,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临时的家。创办人张淑琴坦言,创办太阳村的目的就是以后没有太阳村,希望孩子们都回归家庭。

  “特殊孩子”的暑假活动

  徐越对妈妈的最初印象,是6岁那年去探监,那是她记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。

  “根本就不认识,被人介绍这是妈妈。”她迟疑了,站在玻璃的这头,两个字含在口里,叫不出来。

  徐越11个月大的时候,妈妈出事了。忍受不了长期家暴的母亲,杀死了父亲。近20年,徐越对母亲的认知只是每年探监的几个小时,以及偶尔的电话和信件。

  2006年3月,6岁的徐越从湖北被接到了北京太阳村,“跟太阳村去探监,能直接见到人,我们十多个小孩一起去。”

  太阳村是为服刑人员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机构,承担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开支,每年还会组织孩子探监看望父母。目前,包括北京太阳村在内,全国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。

  徐越的妈妈在河北某监狱服刑,每次去探监,徐越都会和妈妈一起吃顿饺子,韭菜鸡蛋馅的。每年见妈妈,每年都是新的、陌生的妈妈。会面短暂,尚未熟络,就得离开,铁闸门在身后缓缓关上,将她和妈妈隔在两个世界。

  探监,是太阳村孩子们暑假的“特殊活动”。每年暑假,太阳村会与当地监狱局联系,为孩子们提供与父母见面的机会。这是在父母收监后,为数不多的会面。探监是父母的节日,利于他们在狱中改造,另一方面,也希望能填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空白。

  今年夏天,太阳村的第一批孩子是去湖北探监。刚返回太阳村的上午,他们还回味着这趟短暂旅行带给他们的“余温”。

  豆豆还没参加过探监,只能掰着手指头倒数,“明天就要见妈妈了。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,“我今天就要去见妈妈。”

  2012年圣诞节,豆豆妈妈张丽和同居男友(豆豆爸爸)起了冲突,争执中将男友刺死。那年张丽19岁,肚子里怀着豆豆。

  “豆豆不到一岁,他妈妈就收监了,一直是我养着。”豆豆姥爷老张告诉记者,养到4岁半养不动了,豆豆就来到了太阳村。

  25年来,全国各地太阳村帮扶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超过1.6万名。12岁的盼盼也是其中一员。

  2011年,盼盼的爸爸因盗窃罪入狱,家里5兄妹最大的12岁,最小的4岁。妈妈去了广东打工,80岁的奶奶一人无力抚养5个娃娃。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从山沟沟里把5兄妹接到了北京,现在哥哥已经长大离开太阳村,姊妹4个还在太阳村。

  7月底,盼盼去湖北看了爸爸,临行前,太阳村志愿者方奶奶教她和姐姐做了小工艺品送给爸爸。她有一件苦恼的事,偷偷告诉了方奶奶:妈妈打电话训了她,“再打电话让我领你们、养你们,我就不和你们联系了,也不会去看你爸了。”

  “有的孩子父母跑掉不管了,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一方杀害另一方。一个孩子爸爸长期家暴,妈妈忍无可忍把爸爸杀了,又追着孩子想跟孩子同归于尽。被妈妈追着的一幕印在了孩子的脑海,一直无法释怀。”这些年,张淑琴看了太多这样的家庭悲剧。

  在太阳村,大家都是一样的

  好在,来了太阳村大家都是一样的,这里是他们的庇护所。

  在这工作多年的苏老师告诉记者,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会不适应,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,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,慢慢放下心来。

  “太阳村是一个集体,大家都一样,受影响的情况也少。而且在北京上学,同学大概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,但不会说,所以不会觉得尴尬。”徐越告诉记者。

  这是一种无形的默契。

  初二暑假,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徐越回到湖北老家上学,她忐忑了。“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,就比较羞于说这件事。我跟同学很少谈起家庭和父母,觉得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  他们清楚自己的“不一样”,日常的许多个瞬间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。

  去春游,食堂偶尔粗心忘记准备便当,背着瘪瘪的书包;和同学一起玩,拍照时没有手机,只能在旁边看着;填写材料,到了父母这一栏,不知如何落笔;被不知情的人,不经意间问起爸爸、妈妈,难以启齿……

  “孩子们很敏感,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弱势,他们有自怨自艾的时候,也有很自豪的时候。”方奶奶说。

  学生们放学轮流值日,太阳村孩子值日的时候第二天教室格外干净。“只有我们值日的时候,教室最干净”“换季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生病,我们不生病、不娇气”。

  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让他们从小就比普通孩子更敏感和不安,太阳村是他们抱团取暖的地方。

  急于摆脱的身份

  出了太阳村,对“服刑人员子女”的身份,不少孩子仍然讳莫如深。

  “小一点的孩子不在乎,到了五六年级,就慢慢有了意识。”苏老师说。这次带孩子们去襄阳探监是苏老师带的队,“坐火车的时候,一个大点的女孩就跟我说‘苏叔叔别人问起来能不能不要说是太阳村的’。因为提到太阳村大家都知道是服刑人员的子女,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”

  2016年,得知从太阳村走出的两个孩子要结婚了,张淑琴特别开心,特意为女孩买了戒指。

  婚礼前一天,她接到了两口子的电话:“张奶奶,您能不能不要来我的婚礼。”张淑琴的心一下子揪起来。“因为我一出席就证明了他的身份,我只好托我女儿把戒指转交给他们。”

  婚礼当晚,张淑琴从微信群看到婚礼现场的照片,热热闹闹的。她忍不住发了一句话,“有没有人想起张奶奶”。

  热火朝天的群聊戛然而止,不少孩子追问“为什么不请张奶奶”“张奶奶为什么不来”,男孩赶紧回复,“张奶奶忙,走不开”。

  随即男孩给张淑琴打来电话。“我摁掉了。门外有个大堤,我走到大堤上放声大哭。”她有些哽咽,“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,这些年养育你们,只想找个角落看你们开心的样子。”

  这是张淑琴的心坎,也是孩子的心坎。“我觉得孩子们还是不够勇敢,社会对他们也不够宽容。”

  小峰是少数接纳了自己身份的孩子之一。离开两三年后,他又回到太阳村,负责起接待工作。每每有人到访,他都会主动介绍,“我叫××,是太阳村长大的孩子。”

  也正是回太阳村工作,让他彻底放下了包袱。他发现,身世背景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。“我帮孩子录档案,录完我就忘了,我选择不去关注这些。”“长大了见识多了,接触的孩子多了,和他们一起走到街上,他们一样可爱的,家庭背景无所谓的。”

  三成孩子有心理问题

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,孩子们的父母服刑后,就应该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。

  现实困境是,我国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思想教育、管理和救助等方面的保护,尚无法律依据,尤其对未成年人与服刑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问题,几乎一片空白。

  2018年媒体报道显示,一公益组织在福建省18所监狱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。这些人中,平均每家有一两个孩子,共计17922个孩子。这些孩子的辍学率达26.9%,三成有心理问题,超过五分之一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。

 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心理负担,太阳村会反复告诉他们“你们是无辜的”“父母是父母,你们是你们”。

  但特殊的身份和长年的分离,在这些从小就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心里种下了难以根除的负担。

  周秀芝刚出狱的时候遇到了和女儿的亲子危机。“她也不叫我,儿子就很担心‘妈我都担心你和幺妹儿(的关系)’。请他们吃饭,我走在前面,她走在后面,我到后面,她走在前面。好陌生、好陌生的感觉。”周秀芝抹了抹眼泪。

  到太阳村工作,成了她拉近和女儿关系的契机。现在女儿回到云南读高中,每周都会打电话问太阳村的情况。“幺妹儿打电话就问这里怎么样啊,挺牵挂的。”

  17岁的阿凯,一头锡纸烫,初中时当过班长,那是他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初中毕业后去了西安读职高,今年暑假又回来在太阳村夏令营当领队。阿凯父母早已出狱,但他仍愿意留在太阳村,“习惯了这里”。5岁到17岁,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。

  平时干什么事都负责任的他,提到回家,甩手了,“想回又不想回,不想掺和家里的事。现在有我哥顶着,他算半个户主。”

  孙宏艳说,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,心理上大多自卑。他们成长中遇到很多问题、困惑,不知道跟谁说,还要背负爸妈犯罪的事实、压力,心理上往往更孤独、焦虑,缺乏安全感。

  今年7月,12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》,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,发挥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的社会动员优势,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青少年事务社工,提供心理咨询、心理疏导、情感抚慰等服务,培养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。

  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“事实孤儿”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。

  谁是合格的监护人

  但现实的困境,远比白纸黑字的政策更复杂。

  三胞胎来到太阳村的时候,距离2013年还有一天。刚来的时候,5岁的他们特别爱哭,常常挤在一起,低着头。他们目睹过一场凶杀案。

  2012年12月29日下午,三胞胎妈妈谭秀文因对丈夫酒后无辜殴打儿子不满,用鞋带将丈夫勒死。司法鉴定表明,谭秀文患有癔症精神障碍,案发时处于精神抑郁状态,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。

  根据谭秀文供述,丈夫是个酒鬼,喝醉后长期打骂她和三个孩子。为了保护孩子,她上班时都带着孩子去。案发后,她主动报警自首。2014年,法院审理时认为,该案由家庭矛盾引发,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、有自首情节,判刑6年。

  兄弟三个性格迥异,老大内向,不爱说话,老二爱和老三吵闹,老三是三兄弟里最活泼的一个,总是笑眯眯的。

  7月27日,他们在太阳村迎来12岁生日,妈妈也来到这里为他们过生日。12岁的第一天,他们就面临着普通孩子无法想象的困局:要不要和刑满释放的妈妈回家?

  按太阳村规定,刑释后的父母须将孩子接走以尽父母的责任。

  “我妈已经刑满释放了。”老三歪着头,露出两颗大门牙。被问到回家与否时,他大声说,“当然是要回家的呀。”

  可是,谭秀文患有精神障碍,当年送孩子来的常营派出所也因问题棘手不愿管。张淑琴担心,“三个十二岁的男孩子交给有精神障碍的母亲是不是不负责任,孩子们怎么安置?交给谁监护?按照太阳村谁送谁接的要求,常营派出所撒手不管怎么办?谭秀文要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?”

  “监护人需要有完全民事能力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告诉记者,“首先需要认定三胞胎的妈妈是否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。如果确系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,那么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,相应亲属、当地居委会等担负监护责任,并应到法院提起监护人变更。”

  苑宁宁认为,三胞胎母亲如果有相应证据证明已经恢复监护能力,或者通过证明精神病得到控制,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,三个孩子应当回归家庭。

  “孩子回去后,民政部门应当定期回访了解抚养情况。一旦发现不能履行监护能力,存在危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时,民政部门应当介入。”苑宁宁说。

  生日那天,三胞胎看着妈妈又哭又喊,都沉默起来。被问到愿不愿意跟妈妈回去,老三喝着刚买的冰矿泉水,把冰块嘎嘣嘎嘣咬碎,一言不发。

  希望今后再无太阳村

  “从心理学上来说,父母是孩子的‘重要他人’,是成长中重要的支持者、陪伴者。小一点的孩子,父母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支持;大一点的孩子,父母提供情感的支持。有家,就有大后方、有港湾,出了问题爸妈可以帮助解决,心理上更安全。”孙宏艳说。

  小峰比较幸运,在母亲还在服刑时仍感受到了母亲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。“我妈还在里面时就常跟我说,‘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聊一下,要跟你道歉,要把整个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讲给你’。”

  “跟我说了十几回,”小峰笑笑说,“我跟她说,我从来没怪过你。妈妈就是妈妈。”

  7月出台的专门意见为这些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很多帮扶措施,但在张淑琴看来,有了这些资助仍不够,她呼吁国家成立研究机构,研究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辅导和父母沟通等问题。

  太阳村办了25年,张淑琴说,最大的贡献是转变人们的观念,逐渐消除对孩子的歧视,让大家接受孩子们,不像原来避得远远的。但她表示,“创办太阳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没有太阳村,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。”

  8月,徐越的妈妈到了上海太阳村工作,逐渐适应外面的节奏。在“里面”待了快20年,她要补很多课,才能赶上女儿,赶上时代。

  徐越耐心地一遍遍教着妈妈,存电话号码要教三五遍,微信使用,徐越就截图标注出步骤……“好在她愿意学,没有‘我就这样了’的心态。”徐越说。

  9月,徐越即将进入大学校园,最近正忙着办各种手续。

  这一切,对母女俩来讲,都是新的生活。

  (袁磊、徐越、豆豆、张丽、盼盼、周秀芝、阿凯、谭秀文、小峰均为化名)

  太阳村办了25年,最大的贡献是转变人们的观念,逐渐消除对孩子的歧视,让大家接受孩子们,不像原来避得远远的。创办太阳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没有太阳村,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。

  ——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

  新京报记者 王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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